蔡元培论现代大学三个标准观点蔡基刚从语言属性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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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属性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蔡元培论现代大学三个标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蔡元培论现代大学三个标准

从语言属性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蔡基刚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一、引言

外语教学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或外语教育具有工具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是国内外语教学界达成的共识，往往被用来指导各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学大纲。如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质”。教育部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按理说，双重性是指一个事物同时兼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但无论是《标准》还是《指南》都是用“就工具性而言”和“就人文性而言”分别引出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如《指南》解释：“就工具性而言”，大学英语一是体现在基础课程上，即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二是体现在专门用途英语（ESP）、学术英语(EAP)或职业英语（EOP），让学学生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能力。“就人文性而言，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这种分类不免让读者理解为：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可以分开在不同的课程里实现。

因此，这种疑虑引出了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与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否一回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否可以分开体现和实施？把外语教育划分为工具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否科学？提出大学英语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是否妥当？我们认为讨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由于我国整个外语界都认同外语教学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都倾向当前的外语教育要突出人文性；各阶段的外语教学大纲都以此为思想基础，因此反思这样的提法，进而提出不同的观点对于我国外语教学的定位和大纲设计都至关重要。

二、语言属性和外语教学工具性人文性的文献回顾

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从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引出的。尽管语言人文性在国内学者中谈得非常普遍，查遍西方语言学文献，却基本上没有这种说法[1]。因此，曹志耘[2]承认“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对语言人文性的研究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语言学的主流”，这是因为语言人文性在西方文献中能找到最接近的对等词就是文化。于根元曾记录了国内语言哲学方面专家对语言人文性的讨论[2]。专家们无不把人文性理解为文化，如“人文性主要指语言含有使用者群体的文化、习俗和情趣等”（于根元）；“语言的人文性包括语言的文化性质，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曹志耘）；“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周洪波）；“研究汉语的人文性参照系是西方文化”（催希亮）。可见语言的人文性实际上就是文化，它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语言是人创造的, 语言就必然反映人的文化精神。语言中一个词，甚至一个术语都蕴含着大量文化信息，反映着作者的民族精神、文化观和社会价值观。语言文化性和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是科技文献和课程，如石油英语、金融英语、医学英语和法律英语也反映作者或编者的民族精神，社会文化和价值观。

语言虽然没有人文性的说法，但确有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在潘文国[1]收集的68种定义中，几乎三分之二认为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交流信息、传递文化的工具。如斯大林关于“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 达到相互了解的工具和手段”，高名凯和石安石关于语言“是交流思想、知识与信息的工具, 也是凝固与传递经验的工具”。和语言文化性一样，语言工具性是语言的主要属性，它们可以说是一个分币的两个面，不能也无法把它们分开的。但它们有区别，前者是语言无法摆脱的属性，后者是语言的功能，即人类可以用语言作为工具达到不同目的。Cook认为学习外语有两个目标：一是外在的(external goals)，如信息的交际和获取；二是内在的(internal goals)，如身心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3]。这两种目标都是外语学习工具性的表现。根据这两种目标，我们试着把语言的工具作用细分为六类：1）学习语言，以进行交流；2）参加外语考试获得证书; 3 )出国旅游生活学习工作；4）获取各种信息，学习科学技术知识；5）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6）提高自身人文和科学素养等。也就是说语言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工具，也可以是提高自身素养的工具。因此无论是通过古典语言学习了解欧洲历史、文明和文化，还是通过英语学习了解世界不同文化，扩大国际视野，或用外语汲取科技经济信息，都是外语工具的一种表现。离开了把外语作为工具，既无法汲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也无法了解欧洲历史和世界文化，还谈什么通过外语学习提高人文素质修养？

那么，外语教学有否人文性？首先我们必须厘清人文性的概念， “如果连概念也还处在混乱之中，便奢谈什么‘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岂非戏谈？” [4]。汉语里的“人文”一词最早出自于《易传》的一则彖辞：“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 “人文”是指社会人伦秩序和精神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具有人文精神可以教化天下, 使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5]。“人文”一词在英语里很难发现对等词，只有humanism (人文主义) 和humanities（人文学科）有点接近，如 Issacson说“人类活动涉及价值观、审美观、社会情感，个人意识以及道德观。这些东西就是艺术和人文学科（humanities）教给我们的。” [6]。可见人文学科和汉语的“人文”一词的内涵并不一致。

我们认为，外语教学人文性更接近的概念应该是 liberal education(人文教育)。人文学科进行的是艺术、文学、哲学、美学等领域的研究，而人文教育涉及身心全面训练,特别人性的培育和优雅艺术的教育, 也就是汉语中人的教化。这样说，西方的“ liberal education “和汉语的”人文“的内涵基本一致，都是涉及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探索,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使社会、人生更趋完美与和谐[7]。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就是指通过本族语言与外国语言的学习，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 [8]。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外语教学的人文性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是指通过外语学习来了解世界文化，提高人文素质修养，即用语言进行人文主义教育。而这种教育活动的本身恰恰就是语言工具一种职能，是人们通过语言工具的使用达到某种精神进化和思想提高的目的。也就是说，外语教学人文性的确切说法是外语教学的人文教育。

因此，我们要把语言的文化性（或人文性）和外语教学人文性即人文教育区别开来，它们不是一个概念。语言文化性（或人文性）是语言内在属性，是语言中凝结的使用者的文化、情感和价值，语言不管如何使用，都反映了语言的文化；而人文教育是人们利用语言进行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也应该纳入语言工具性范畴。《指南》把外语教学工具性理解为单纯的语言学习和学科知识的汲取与交流是不准确的。

三、我国外语界对外语教学工具性的态度

语言的工具有六大职能，那么哪个是最主要和重要？这是依不同使用者而定的。大中小学都把外语课程规定为必修课程，那就必然体现了外语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显然，中国从小学开始开设外语课程，一直到硕士博士还是必修课程，花费巨大的教育资源，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学习一门外语，掌握这个工具达到与国际交流、汲取学科信息和知识的作用。教育家叶圣陶[9]指出 “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道理很简单，语文是学习其他一切学科的工具，只有学会熟练地使用汉语，才能进行各学科知识的有效学习，也就是说语文能力是其他学科学习所必备的条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叶圣陶这个话套到外语上说，即：“只有个个学生善于使用”外语“这个工具”，大学英语“教学才算对极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

但是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在我国外语界则成了一个消极词。罗益民[10]，杨自俭[11]和杨忠[12]认为外语教育本质不是工具性,而是对人的基本素质教育。张绍杰直截了当：“大学外语教学要淡化工具性，强化人文性[13]”。周燕直言“我特别主张，现在应该减少提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应该把外语教育的人文性突出出来” [14]。从现有关于外语教学工具性讨论的文献，除了笔者[15]对外语教育工具性持积极的态度，其他似乎都是一边倒的否定态度。

为什么国内学者对外语教学的工具性有这样消极的态度？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着普遍的应试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主要目的似乎是帮助学生在中考和高考中拿到好的分数。到了大学阶段，由于教育部规定要“对结束大学英语四、六级学习的学生要进行统一的标准考试”，并规定通过率是“检查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依据” [16：7]。这样，在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压力下，高校大学英语应试教学自然泛滥起来，而其他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和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的工具作用也都已丧失了（相关课程设置为选修性质，可有可无）。当大学生学习外语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参加考试，这个大学外语教学中唯一还存在的工具作用就成了整个外语工具功能的替罪羊。

第二，中国传统的重素质修养轻工具使用的理念。《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种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造成中国历史上论道的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则寥寥可数，很少有几本论述工农业的科技书。可见，把语言教育划分为人文主义和工具主义正是这种重道轻器传统思想的反映。如我国各阶段的外语教学大纲中，素质修养功能远远压到语言学习本身。《标准》规定“英语课程承担着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任务，即学生通过英语课程能够开阔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指南》把大学英语定位在“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强调课程要“弘扬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国外语界甚至把外语教学刻意升格为外语教育，提出外语课程主要目的就是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的观点。

第三、对西方通识教育理解的片面性。最近几年我国高校学习美国哈佛和耶鲁等大学的做法，普遍开展通识教育。受之影响，大学英语的人文素质教育更是抬到一个极高的地位，提出了通识英语概念或通识英语课程。如2010年5月，大学英语教学决策者云集的有关外语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高层论坛，并达成一致看法：大学英语不是单纯的语言技能课程，而应具富有文化内涵、尤其能推广中国文化，“要大力培养学生的思想，提高学生的全方位素质”， 因此，“外语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思路势必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新思路，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7]。《指南》的制定更是从欧洲博雅教育找到根据。如王守仁分析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简称《欧框》）强调学习外语是为了让本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和文化传统，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宽容，尊重各自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理解西方文明、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熟悉中外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18]。

四.外语教学的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的进一步认识

外语教学中的信息交流和人文教育都是语言工具性表现。语言的工具功能在不同对象的外语教学里，甚至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都应该有所侧重。第一、《欧框》强调外语在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和文化传统中的作用，这是对全体公民来说的。但是对大学生，对科技工作者决不会仅限于这个目标，也决不是学习外语的主要目标。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迎接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也要求外语学习者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外语实际上是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这些外语和我们学习的英语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信息传播和交流中所起作用大不一样，汉语不仅不是国际通用语，而且还处在世界语言交流用语的最边缘，甚至还低于越南语[19]。美国人和欧洲人学习汉语或波斯语主要是了解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世界（或和他们做生意）。但英语不一样，它是世界通用语，不用英语就无法开展国际政治、贸易、科技等活动。两种不同的外语，我们怎能照搬他们的外语学习标准呢？用美国的学习外语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外语学习，无非是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可能这正是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的国家所希望的。

第二、在上个世纪，我国社会比较封闭，国际交流非常少，因此这个时候更多地突出外语教学的人文教育作用或许是对的。通过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了解西方文化知识，以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精神和综合文化修养是外语教学主要目的。但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同国际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我国已从“本土型”转向了“国际型”[20]。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中，各专业院系和社会单位对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或行业领域的国际交流能力的需求日益增强。此时外语教学的信息汲取工具性日益突出，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上世纪的眼光上，把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在“人文教育一部分”，学习外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形式和文化传统”，我们将继续上一代科技人员的困境：他们无法用英语汲取学科领域的信息，无法进行科研成果的国际交流，我们将继续剥夺新一代科技人员在科学经济等领域里的国际话语权。

第三、人文素质教育功能不仅仅是政治、文化和思想层面，还有学术伦理层面上的（或科学素养）。2015年美国留学生综合教育机构发布《2015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称近3年有1657名中国留美学生遭学校开除，其中8成是学术不诚实，例如剽窃（如引用不规范）、抄袭、考试作弊或协同作弊(例如对答案)、代考或代课、成绩造假、对老师撒谎、伪造导师签名等（《环球时报》2015年5月28日)。同样据《东方日报》（2015年11月16日）报道，2015年，逾百篇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科研学术论文，因为被揭发抄袭别人著作、以及由他人代写，或伪造“同行评审”，遭国际各类期刊或西方出版社撤稿。这就是我国中小学及大学各阶段教育把人文素质教育片面理解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恶果。人文素质教育不把学术操守、科学伦理和道德品格纳入其教育内容是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

第四、即使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突出哪个工具功能应取决于每个学科和专业的教学目和定位。如《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培养目的是“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和科技知识”。因此，英语专业开设西方文明史、中西文化比较、英美文化概论、莎士比亚导论等是完全应该的。英语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翻译、外语教学和语言文学研究等，这些工作需要把外语对象国的文化、文学、历史等人文综合知识等包括在专业内容的教学中。但大学英语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一门专业。是一门课时非常有限的课程。大学英语对非外语专业的文科或理科学生来说只不过是其中一门次要课程，是一门工具[21]。因此，外语在大学英语界被视为工具完全无可厚非，在非英语专业学生手里的的确确是在当作工具使用和发挥作用的[22]。

大学英语教学的工具性应首先体现在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的交际能力上。然后才可以考虑开出能开阔学生文化视野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两者不能颠倒。在有限的大学英语学分里（一般只有10-12学分左右，每学分18学时），模仿英语专业，把大量时间花在进行人文教育上，引导学生选修英美文学、英美文化、莎士比亚等课程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只会使大学英语失去在高等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英语系甚至中文系都可以开出这样的课程。对照一下培养大多数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他们大学英语8个学分课程就只有学术英语阅读、学术英语写作、学术英语听说和科技英语之类课程，全力培养大学生用英语汲取学科前沿最新信息的阅读能力和在国际期刊上撰写论文的写作能力[23]。可以这样说，我国大语教学之所以定位在人文教育，根本原因是应用目标缺位，始终不提培养学生用外语从事专业学习的能力。

五、外语教学的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的统一

为了平衡外语教学的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文秋芳认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应包括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ESP)两个课程体系。前者主要学习中外国情社情、中外哲学思想和中外文化传统等；后者学习学术英语(EAP)和ESP。文的依据是通用英语可以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增加百科知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的综合素养；ESP虽然能培养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和学术素养，“但不涉及多元文化，更不突出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 [24]。

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有待商榷。如从Oxford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的“EAP”教材和Garnet出版社出版的“ESP”教材，课文有绿色化学、艺术历史、城市安全、领袖行为、地球变暖、跨文化交际、科学发明、学术造假、临终关怀、人口发展，甚至科学家责任等，不仅涉及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百科知识，也关心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质培养，努力拓宽学生的知识和文化的国际视野。而且学术英语更突出学术规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传授防止剽窃和严谨的科学研发方法。

语言工具性和文化性，外语教学的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是很难分开的，即使教一个专业术语也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即使在EAP和ESP教学中也可以同时进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开展可以是显性的和隐性的，既可以专门开设一门“英美文化”课程有目的进行，也可以在其他语言课程中附带进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人文教育或素质培养主要是隐性的，是可融入在语言课程如ESP教学中进行的，无需或无需用大量时间专门开设人文教育课程。正如王守仁所说“人文性（这里应为人文教育---下同）不能简单理解为开英美文学、英美诗歌、莎士比亚等文学课程”,“人文性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突显对人的尊重。学医的学生要培育爱心，懂得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学工程的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 [18]。

因此，认为单一的学术英语和科技英语教学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养[25]，这种观点显然与上述看法相悖的。

我们必须突破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二维对立的思维模式：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并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语言学习就是人文教育，强调语言学习和学术信息交流，把英语工具学好并用到极致，就是在充分实现人文价值和有效开展人文教育。人文素养并不等同于人文知识和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既可以在通用英语课堂上培养，也可在EAP和ESP课堂上培养。课文主题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可用于人文教育。能否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不在教材内容上，不在于课文提供的是人文信息还是理工信息，重要的是教师要善于见缝插针，将人文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中[24]， 实际上，阅读专业方面的外语文献过程也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过程[26]。也就是说，人文教育是可以在语言学习和信息交流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学生能逐渐体会到文献背后的不同文化和价值，意识到中外文化的异同，从而潜意识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不能把人文教育从语言学习从专门用途英语中剥离出来，安排在不同课程里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学术英语课程中融入人文教育更为有效，因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学术英语课程的核心内容，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对文献中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分析，将会更好地评价和反思整个人类的文化，而不是像现在的英美文学文化课程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

六、结语

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与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不能从后者找到理论根据。语言人文性即文化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即使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后面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属性是无法从语言里剥离的。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实际上是人文教育，是一种运用语言开展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也是语言工具性的一种表现。语言工具性既体现在为语言学习，应对考试和信息汲取等外在目的方面，也体现在为自身素质提高等内在目标上，因此，把外语教学的工具性仅仅指向前者是不妥的。把外语教学区分为人文性和工具性，或人文主义和工具主义思想是我国重道轻器传统思想的反映。我们认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的能力是外语教学的工具的主要表现，人文教育的工具作用如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应融入在语言教学如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中进行，把大学英语定位在“人文教育”是不提出培养大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能力这一应用目标的必然结果。无论什么内容的课文和文献背后都有大量文化信息存在和可挖掘来进行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有限的学分里，不应专门开设英美文化文学课程来进行人文教育。这些课程可以在学校通识教育的公共平台上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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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发表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1-7页），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文转自：医学英语与翻译学习室